分享笔记｜刘康迈谈我国农民工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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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迈在演讲中公开的一些最新防艾数据——
监测资料显示，到08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27万6千多例，病人8万2千例，累计报告死亡4万8千例，08年一年新报告的感染者4.5万，病人1.4万。在08年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17.5%是户籍与现在住址不一致的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还是农民工，年龄大概在20岁—39岁这部分占67.8%，男性感染者和病人当中20岁—39岁年龄段是67%。因此在流动人口中也包括农民工中，这个人群应该是我们国家艾滋病预防控制的重点人群。
2008年农民工艾滋病的基本知晓率达到74.5%，已经实现了2008年底中长期规划和五年行动规划规定的07年达到70%的目标，因此农民工宣传教育活动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取得显著的效果。08年国艾办申请了第八轮国际艾滋病项目，在七个人口流入大省开展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宣传和降低艾滋病的活动，这个时间维持五年，总经费在四千多万欧元。同时我们疾控中心性艾中心成功申请到全球基金三轮到第六轮的艾滋病联合滚动项目，今后六年里获得五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农民工的宣传、流动人口的宣传占了很重要的比重。这项工作为农民工提供艾滋病宣传教育提供必要的经支持，未来一段工作农民工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将有助于农民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06—08年有关部委在本系统中成立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领导机构6071个，指导农民工的艾滋病预防指导工作，有关部委制订下发工程实施方案20余个，与工程相关的资金投入1.3亿，接受相关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农民工累积优5.5亿人次，向农民工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2.6亿册，安全套1亿多只。
刘康迈就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我想问一下，刚才提到有人并不同意说农民工是高危人群的这种说法，农民工感染HIV的途径主要是什么？是不是主要通过性途径感染的？农民工从事很多不同种职业，关于这个职业有没有细分，比如性工作者和建筑工业，参与不同职业者的感染率是不是有明显差别？
刘康迈：目前我国艾滋病流行经性传播途径的感染率高于吸毒途径的感染率，经吸毒传播发生感染的人群绝大部分也是农民工，很多也是当地的农民工，可能在省里面打工或者县里面打工。经性途径感染已经上升为主要的传播模式，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农民工，大概在70%左右。
记者：依据常识来判断，不管是毒品也好还是性交易也好，农民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购买力，为什么农民工会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
刘康迈：人类吃饭是一种需求，不能说没有钱就不吃饭，可能吃的档次不一样，你可能吃好的他吃差的。人类对性的需求也是有很多档次的，有五块钱一次的，也有1500块钱一次的，也有一夜15000块钱，正常人都有正常需求，肯定是这样的。不能说人穷就没有这个需求。
另外卖方市场价格下调，说明失业率增高，贫穷人口增多。
记者：刚才说到我们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对农民工展开宣传，这里面肯定要花很多钱。我们看到农民工除了得到宣传的小册子和安全套之外，这些经费最后都没有说直接流入到农民工这个群体当中去。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这个活动产生一些工作岗位，但是这些工作岗位依然是在城里人手里。
刘康迈：这些钱并不足以或者说雇佣农民工做什么，并不是干这个用的。另外这笔钱主要用于宣传，前年大概将近两千万是国家投入的，其它投入还有，包括研究基金的投入，这些钱主要用于宣传。
记者：农民工在这个宣传活动中完完全全处于受众的，并没有真正的参与进来？
刘康迈：很多农民工是参与的，大的工业区搞的同伴教育，我们可以出很少的务工费，农民工首先进行培训，再对他的同伴进行宣传，但是不能把这个当成职业。卖淫妇女当中也开展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其它的工作通过培训同伴宣传员去做。
记者：同伴宣传员展开的规模大还是只是一种尝试性的例子还是成功的模式？
刘康迈：全球基金项目已经开展了几年，卖淫妇女人群中一直是这么做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农民工艾滋病知晓率达到74.5%，作为党委书记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专家对这个数据您相信吗？
刘康迈：在127个示范区里面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数据，这个数字是按照国家的标准艾滋病预防知识有八条，如果答对其中六条就算合格。
记者：知晓率跟行为改变之间有没有联系？我们评估的指标是知识基本知晓率。
刘康迈：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知晓率很高但是行为改变很难。
记者：做中国的宣传工作，知晓率也是达到70%多，农民工不是不知道防艾的重要性，现在还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刘康迈：社会学家总爱了解整个事实背后的社会原因，吸毒人群是因为生理上受到毒品的制约产生药物依赖摆脱不了。其他人群要复杂一些，比如卖淫妇女最根本的行为改变是不卖淫，不会面临曝露HIV感染，这里面就很复杂。首先卖淫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生计可能是最大的原因，解决药方也有，但是能不能解决她的就业问题？这个药方可以开很多。流动人口要解决就业问题，卖淫妇女要解决就业问题，吸毒人群也要解决就业问题，呆着无聊吸毒。
记者：务工的农民工和从事服务业的卖淫女性患艾滋病的各自比例都是多少？除了现在宣传能够防艾，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刘康迈：我们在艾滋病感染上不按职业来统计，职业无法统计，我们只按感染行为比如性感染、吸毒感染、卖血感染、输血感染、母婴传播这样分类，具体到某个职业的感染率无法算，因为职业的基数我们不知道。全国从事卖淫妇女的人群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怎么能算出率呢？全国农民工我们估计大概八千万到1.5亿，怎么算出感染率？无法统计。统计一下保安的感染率，你得知道有多少保安。这个很难统计。
（责任编辑：实习:土著）
刘康迈在演讲中公开的一些最新防艾数据——
监测资料显示，到08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27万6千多例，病人8万2千例，累计报告死亡4万8千例，08年一年新报告的感染者4.5万，病人1.4万。在08年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17.5%是户籍与现在住址不一致的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还是农民工，年龄大概在20岁—39岁这部分占67.8%，男性感染者和病人当中20岁—39岁年龄段是67%。因此在流动人口中也包括农民工中，这个人群应该是我们国家艾滋病预防控制的重点人群。
2008年农民工艾滋病的基本知晓率达到74.5%，已经实现了2008年底中长期规划和五年行动规划规定的07年达到70%的目标，因此农民工宣传教育活动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取得显著的效果。08年国艾办申请了第八轮国际艾滋病项目，在七个人口流入大省开展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宣传和降低艾滋病的活动，这个时间维持五年，总经费在四千多万欧元。同时我们疾控中心性艾中心成功申请到全球基金三轮到第六轮的艾滋病联合滚动项目，今后六年里获得五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农民工的宣传、流动人口的宣传占了很重要的比重。这项工作为农民工提供艾滋病宣传教育提供必要的经支持，未来一段工作农民工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将有助于农民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06—08年有关部委在本系统中成立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领导机构6071个，指导农民工的艾滋病预防指导工作，有关部委制订下发工程实施方案20余个，与工程相关的资金投入1.3亿，接受相关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农民工累积优5.5亿人次，向农民工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2.6亿册，安全套1亿多只。
刘康迈就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我想问一下，刚才提到有人并不同意说农民工是高危人群的这种说法，农民工感染HIV的途径主要是什么？是不是主要通过性途径感染的？农民工从事很多不同种职业，关于这个职业有没有细分，比如性工作者和建筑工业，参与不同职业者的感染率是不是有明显差别？
刘康迈：目前我国艾滋病流行经性传播途径的感染率高于吸毒途径的感染率，经吸毒传播发生感染的人群绝大部分也是农民工，很多也是当地的农民工，可能在省里面打工或者县里面打工。经性途径感染已经上升为主要的传播模式，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农民工，大概在70%左右。
记者：依据常识来判断，不管是毒品也好还是性交易也好，农民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购买力，为什么农民工会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
刘康迈：人类吃饭是一种需求，不能说没有钱就不吃饭，可能吃的档次不一样，你可能吃好的他吃差的。人类对性的需求也是有很多档次的，有五块钱一次的，也有1500块钱一次的，也有一夜15000块钱，正常人都有正常需求，肯定是这样的。不能说人穷就没有这个需求。
另外卖方市场价格下调，说明失业率增高，贫穷人口增多。
记者：刚才说到我们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对农民工展开宣传，这里面肯定要花很多钱。我们看到农民工除了得到宣传的小册子和安全套之外，这些经费最后都没有说直接流入到农民工这个群体当中去。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这个活动产生一些工作岗位，但是这些工作岗位依然是在城里人手里。
刘康迈：这些钱并不足以或者说雇佣农民工做什么，并不是干这个用的。另外这笔钱主要用于宣传，前年大概将近两千万是国家投入的，其它投入还有，包括研究基金的投入，这些钱主要用于宣传。
记者：农民工在这个宣传活动中完完全全处于受众的，并没有真正的参与进来？
刘康迈：很多农民工是参与的，大的工业区搞的同伴教育，我们可以出很少的务工费，农民工首先进行培训，再对他的同伴进行宣传，但是不能把这个当成职业。卖淫妇女当中也开展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其它的工作通过培训同伴宣传员去做。
记者：同伴宣传员展开的规模大还是只是一种尝试性的例子还是成功的模式？
刘康迈：全球基金项目已经开展了几年，卖淫妇女人群中一直是这么做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农民工艾滋病知晓率达到74.5%，作为党委书记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专家对这个数据您相信吗？
刘康迈：在127个示范区里面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数据，这个数字是按照国家的标准艾滋病预防知识有八条，如果答对其中六条就算合格。
记者：知晓率跟行为改变之间有没有联系？我们评估的指标是知识基本知晓率。
刘康迈：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知晓率很高但是行为改变很难。
记者：做中国的宣传工作，知晓率也是达到70%多，农民工不是不知道防艾的重要性，现在还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刘康迈：社会学家总爱了解整个事实背后的社会原因，吸毒人群是因为生理上受到毒品的制约产生药物依赖摆脱不了。其他人群要复杂一些，比如卖淫妇女最根本的行为改变是不卖淫，不会面临曝露HIV感染，这里面就很复杂。首先卖淫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生计可能是最大的原因，解决药方也有，但是能不能解决她的就业问题？这个药方可以开很多。流动人口要解决就业问题，卖淫妇女要解决就业问题，吸毒人群也要解决就业问题，呆着无聊吸毒。
记者：务工的农民工和从事服务业的卖淫女性患艾滋病的各自比例都是多少？除了现在宣传能够防艾，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刘康迈：我们在艾滋病感染上不按职业来统计，职业无法统计，我们只按感染行为比如性感染、吸毒感染、卖血感染、输血感染、母婴传播这样分类，具体到某个职业的感染率无法算，因为职业的基数我们不知道。全国从事卖淫妇女的人群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怎么能算出率呢？全国农民工我们估计大概八千万到1.5亿，怎么算出感染率？无法统计。统计一下保安的感染率，你得知道有多少保安。这个很难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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