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笔记｜艾滋患者受歧视 苦闷藏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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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歧视只能憋在心里——艾滋病患儿胡泽涛
胡泽涛，1998年生，山西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红丝带小学4年级学生，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毒。
谈到妈妈，12岁的他说印象已经模糊了。他依然记得的是，生他的时候，妈妈剖腹产失血过多需要输血，此时他仍未降生，结果“输上坏人的血了”，妈妈和他都感染了艾滋病。4岁的时候，妈妈走了。7岁的时候，他也被查出患上了艾滋病。跟许多家庭一样，他爸爸没有放弃，虽然当时大哭了一场，但接着到处求医。他没有说及家里的颠沛流离，只说到红丝带小学5年，这里就是他的家。
老家离他很遥远，虽然每到放假他仍旧回去。小伙伴不跟他玩，他在老家的小学一出现，孩子们就捂着嘴跑开，用他的话说，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只能憋着”。
他只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红丝带小学16名艾滋病患儿中的普通一人，直到被顾长卫选中主演一部预计9月上映的反歧视电影，他才成为这所学校的“名人”。
他的梦想是：以后所有的人都不生这个病;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他不知道的是：因为随时可能发病严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都等不到上大学的那个年龄到来。
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和几名专注于艾滋病救助的NGO组织工作人员说，在山西、四川、广西、云南和河南，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因母婴传播染病。能像这16名孩子有较好的受教育和治疗条件的，几乎没有。
（责任编辑：猫猫）
假如单纯就同性恋来说，男同性恋容易传染，但女同性恋一般是不轻易传染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模式跟传染途径是相关的。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同性恋者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开始留意到自己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环境是以异性恋为主体。再加上同性恋者，从小被灌输很多同性恋是肮脏，不道德等的负面概念，以致在很多同性恋者的内心深处常存有不能接受自己性取向，并压抑、或排斥自己的焦虑反应。所以了解自我进而达到认同自我，是同性恋者首先且必须面临的考验。
在自我了解和自我认同以后，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另一棘手题目则在于是否对外揭露自己是同性恋；而对象包括了对自己的父母、亲人、好友等。由于往往在同性恋之后，很多同性恋者的人际互动关系会产生很大的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和不可猜测性相当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同性恋者看待此课题时多采取保存的态度的原因，究竟每个人都希看能有一个较没有压力的生活环境。试想，假如您身为一个处处让社会大众“反感”的同性恋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四方而来企盼你早日找到未来的另一半的压力与日俱增，您将如何向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启口，告诉他们你这无法改变的本质呢？ 这也是一般异性恋者所难以体会的痛苦和烦恼。
自从美国精神科学会在 1973 年，正式把同性恋从心理疾病中除名后，各种关于同性恋的心理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不断的在进行，一般预估同性恋者约占总人口的 4% 。一般常见的名词中，Gay指的是男同性恋者， Lesbian 指的是女同性恋者，Bi***ual指的是双性恋者，而Straight指的是异性恋者。而在近期的科学研究报告上，有人发现影响同性恋的基因，似乎位于人的 X 染色体上，这和母系遗传有很大的关系。
所谓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就是对同性恋的这个事实因恐惧而衍生出很多不正常的行为。如攻击同性恋者、与同性别朋友间的接触有障碍等。同性恋恐惧症的产生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
（1） 本身为同性恋者但对自己身为同性恋的事实无法接受、甚至压抑并开始恐惧同性恋者。
（2） 本身为异性恋者、但由于对同性恋的偏见和误解，深怕同性恋的存在破坏了传统父权体系的稳固，以致产生强烈的排斥感。
（3） 由于对爱滋病的不了解，怕被同性恋传染爱滋病。
我们必须在此一再重申的是：同性恋≠爱滋病，爱滋病是一种每个人都可能受感染的传染病，近年来异性恋者感染爱滋病的人数更早已超过同性恋。同性恋者与一般人唯一的不同只是喜欢相爱的是和自己相同性别的人。
（责任编辑：猫猫）
1991:中国面对危机
艾滋病–当世界正朝着永久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前进时，作为生命的杀手，它带着空前的危害，在无情地撞击着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时，也叩开了开放的中国之门。同时，建国以来，我国居民住宅全部由国家包下来，无偿分配的历史也即将结束……另外，震惊一时的10万“倒蛋部队”亦浩浩荡荡走过……
艾滋病进入中国之后
令人心悸的第一个
1985年6月初，八达岭长城景致迷人，游人如织。美籍阿根廷旅游者阿斯克墨西纳来到这里，实现了他的一大愿望。但正当他兴致勃勃，举步攀登时，突然晕倒在地。事后，由于病情发展，他被迫走进协和医院就诊。
尽管中国医生对阿斯克墨西纳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但病人还是很快就死于重症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其间，经与其在美国的家人联系，才知道此人有同性恋史，在美国已确诊为艾滋病。这次到中国旅行是他早有准备的一次绝命之旅。
中国医生经过对阿进行血清学检验，完全证实他死于艾滋病。这个备受病魔痛苦折磨而死的“老外”，结束了中国“无艾”的历史。
在此之前，艾滋病已在世界横行4年，共有70多个国家报告发现了艾滋病。而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是一块纯净的大陆。但有识之士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复杂多样，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艾滋病传播的所有可能性在中国都存在。
果然，阿斯克墨西纳携带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
而不久，有关方面在开展艾滋病监测中，又发现4名浙江省血友病人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他们都在1983年前后使用了进口血液制品第VIII因子血液制品，病毒由此而来。
中国有了艾滋病的踪影–这不仅使盲目乐观的人哑然，更牵动了社会的忧虑。
1989年10月28日，一则电视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卫生部门正式向公众公布，我国在性病患者中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一男性青年，在北京某副食品商场当售货员。据查，此人两性关系混乱，还多次与外国人有同性恋行为，他是在治疗性病时被发现的。医院刚刚确认此事，就四处寻找他。但遗憾的是，他已先行一步，到了国外，医疗部门也无从查验与他有性行为的人是否也被感染。
从艾滋病的发病情况看，城市患病机会多于农村。人们通常也认为艾滋病是都市病、时髦病，对老实、本分、社交不多的农村人不必担心。然而，一个特例出现了。1989年底，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在滇西边境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规模不大的艾滋病血清学监测，很快就确诊已有146人成为病毒感染者。这一地区临近世界最大的毒品产销地之一，罪恶的“金角”地区。这里的许多边民长期以来就沾染了吸毒的恶习。由于吸毒时共用不洁的注射器，导致病毒侵入和迅速传染。这是我国大陆首次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和吸毒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面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病毒感染者，还有人曾经庆幸，艾滋病还没有夺去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然而现实又一次发出警告，1990年8月间，一名曾为他人除却病痛的医生在北京某医院死于艾滋病。这位资历颇深的医生成为中国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人。他生前多次出国，现已证明是在国外染病的。病发后，病人经过了几个月的肺部反复感染，最终在昏迷状态中死去。
至此，短短几年时间，艾滋病发生的几种可能在我国几乎都已出现，这不仅意味着艾滋病已突破国门，尤其可怕的是，在尚能数得清的病例和病毒感染者出现以后，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开始威胁到中国人。
扼住危险的趋势
与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状况相比，我国目前仍是发病最低的国家之一，其病例发生类型尚属高发地区传入病例或与高发地区病例有性接触史及应用被感染血液及其制品而感染发生的。但医务部门通过对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明确指出，目前，除从国外传入是一主要传染渠道外，吸毒、性乱等国内传播因素逐渐增多，成为又一主要传染途径，局部地区疫情严重。
由于阿斯克墨西纳之死给中国带来了艾滋病的阴影，我国开始制定一系列措施，努力控制外来传染的可能。但国外艾滋病猖獗，日胜一日，来华外国人中的病毒感染者和发病者不断增多，增加了传入的机会。到1990年底，我国已发现3例传入病例。在阿氏之后，又有一香港厨师于1987年3月死于福建省立医院。同年7月，美国编辑、38岁的单身汉布伦特在云南旅游时发病，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并立即出境。
1985年以来，一直不断有病毒感染者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危害。1989年12月，河南、广西有报告说，在外国61名来华进修人员中，竟然有13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也有中国人在国外感染艾滋病病毒，使艾滋病更容易传入国内。现已发现有两名归国人员携带病毒。
正当艾滋病在我国星星点点出现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形成艾滋病高危人群。如近几年国内日益增加的性病患者，云南省出现的相当数量的吸毒者，与外国人草率地发生性关系的人和多性伴侣者都成为最容易受到艾滋病侵害的人。
在云南省吸毒地区，可能性早已变成严酷的现实。在一些边境县如瑞丽县，吸毒者中感染病毒的人每天都在增加，速度惊人，该地区已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方。1989年底在云南发现了146例病毒感染者，而到1990年9月，已确诊了368例。
最近几年，性病在我国又死灰复燃，并在短时间里发病率急剧上升，成为艾滋病滋生的温床。1982年到1987年，我国性病发病人数每年以3.12倍的速度增加，现在性病患者已超过22万。他们将是各地预防艾滋病的重点人群。
近几年，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与外国人轻易发生性接触的人也很多。当一位外国男子在中国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他漫不经心地说，他来中国不到半年，就与6名中国妇女发生过性行为。这无疑是在这6人中间埋下了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开来，危及他人。
1990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防疫司又一次向国内外发布中国最新的艾滋病疫情。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到1990年9月底，我国共对约30万名重点人群进行了艾滋病的血清学监测，共发现446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其中有5例确诊为艾滋病病例。446例中有68例为境外人员，其余378例为居住在大陆的公民，其中云南占368例。这446人遍布中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
由此可见，不仅是“狼来了”，而且来势凶猛、咄咄逼人。
大冲击
艾滋病不仅给人类带来死亡，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承受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人们面对它的到来，不仅惊惧也同时深深地自省，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
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法国的医生经过不懈努力，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并进一步证实，这种病毒主要通过血液、精液进行传染。这就是为什么艾滋病在有同性恋史、性乱史和吸毒史的人群中发病率最高的原因。据1986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性交和吸毒渠道感染的艾滋病病人，占所有病例的94%。
由此，人们不由得想到，也许冥冥之中，艾滋病是对人类任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和行为的惩罚和警示。曾几何时，性解放风靡当代西方社会;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已不再是“过街老鼠”;吸毒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之顽症。但人们没有想到，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问题感到无所谓，甚至不断卷入其中时，一种致命的危险相伴而生。
无论是一夜风流，还是抵不住诱惑注射毒品，都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这种可能丧命的危险开始约束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在美国、西欧等国，人们在深受艾滋病之害后，开始自觉地积极地预防。一些崇尚性解放的男女已回到他们的丈夫或妻子身边，过起循规蹈矩的生活;姑娘们在交结异性朋友时提出，他们不仅需要鲜花和巧克力，还需要他出示性历史和健康证明。
在艾滋病患者中，有一大部分是无辜受害者，他们或因自己的伴侣传染，或因不幸使用了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特别是目前全世界已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病毒感染，在美国和非洲，死于艾滋病的儿童屡见不鲜。有谁能想到，是他们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在把生命密码遗传给他们的同时，也把自身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他们。他们出生后，度过的是极其痛苦的短暂的一生。
由于艾滋病流行迅速，“杀”死的人日益��多，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艾滋病恐惧症。尽管医学研究证明，除性接触和血液感染外，艾滋病通过正常的接触，不会感染他人，但人们依然谈“艾”色变，不敢与艾滋病病人有任何接触。当年，布伦特在中国被诊断为艾滋病后，需立即送回美国，但美国没有一家航空公司愿承担此事，最后只得请美国空军司令出面，命令驻在远东的空军派机接回。
在当代中国，艾滋病也成为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名词。虽然艾滋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很低，病例极少，但它的发展趋势也潜藏着巨大的危害，令人十分不安。
1990年8月，当北京某医院的那位医生死于艾滋病后，知情人盲目恐慌，纷纷转告亲友，千万不要去这个医院看病。现在甚至还有人出差、旅游时，总是对使用旅馆用品疑疑惑惑，唯恐染上艾滋病。艾滋病在中国，也使一些寻花问柳之徒却步，给追求性解放的人亮了“红灯”。
如果说，艾滋病并未把中国人吓得无所适从，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与在世界各地一样，正与日俱增。
我们也有对策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自珍互爱。”
这是一个响遍全世界的、对抗艾滋病的口号。
面对艾滋病的侵袭，人们始终在积极寻找对策。由于缺乏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用疫苗，宣传教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有效预防措施。针对艾滋病独特的传播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一口号，并决定从1988年起，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以提醒各国政府和人民：别忘了艾滋病在你身边。
各国在防治艾滋病过程中，都很着重宣传教育工作，我国也不例外。经过几年努力，宣传教育已成为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成功经验。
1985年我国报告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一场长期的广泛的宣传教育也发端于此。从那以后的5年时间，有关部门不断地利用报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采用搞咨询、办展览等多种办法，向全体人民进行有关艾滋病的医学科普和预防知识的教育。
1981年，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性病、艾滋病展览，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尽管参观券4元钱一张，人们还很踊跃。他们怀着好奇和恐惧的心理走进去，带着知识和对艾滋病的警觉走出来。
广泛的宣传教育，使艾滋病在中国已广为人知，并引起人们的关注。1990年7月，在拥有1000万人口的福建厦门、漳州、泉州3市及所属25个区、县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为，国际上艾滋病流行对本地构成严重威胁。我国预防艾滋病的最好方法是宣传教育和查禁卖淫场所。
如今，洁身自爱开始深入人心，一些生活荒唐者已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宣传教育使人们确信：我们可以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健康的行为可以保护每一个人不患艾滋病。
对高危人群坚持血清学监测，及时发现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是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我国在1984年着手这项工作，到1990年时，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开展了监测工作，卫生部已设立了3个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确认实验室，初步形成了监测的网络。
我国还先后建立了酶标法、免疫荧光法和蛋白印记法3种艾滋病诊断方法，并研制、生产了国产诊断试剂。
在治疗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非洲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病人3000例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始了用中医药攻克这一现代医学难题的有益探索。
为了严防艾滋病的传入和传播，我国政府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法规：
–1984年和1985年，卫生部与有关部门两次联合发出通知，限制进口血液制品，包括因子制剂。
–1986年12月，我国公布了凡患有艾滋病、性病等传染病的外国人不准入境。如果发现患有上述疾病的外国人，中国卫生主管机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令其提前出境。
–1986年，我国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指导全国工作。
–1988年，国家七部委共同发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规定》。
–1989年2月，全国人大在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纳入法定传染病范围进行管理。
艾滋病是国际公敌，我国在控制防治艾滋病过程中，始终与国际间紧密合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有关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向我国不断提供技术和经费援助，并协助中国制定了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中期规划。
1990年10月30日，“国际艾滋病防治会议”在瑞士的蒙特勒市开幕，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性艾滋病防治会议。在3天的会议期间，来自世界5大洲的300余名专家对世界各国的艾滋病防治策略进行讨论和比较，交流了他们防治艾滋病的经验，制订了新的防治战略。
如今，中国正同世界各国一道，为预防和降服艾滋病做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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